最迟从1999年开始，无论是中国企业还是跨国企业，一场将自己总部搬往上海的企业迁徙运动就已经展开
　　一则有关跨国公司的动态是：全球第一品牌可口可乐公司决定把它的中国区总部迁到上海，今后这家跨国企业巨人在中国的行动号令将从上海发出。可口可乐这样做自然与自己在全球市场上的运转态势有关，但同时也清楚地告诉人们，在这家跨国公司眼里，上海的潜力不可低估。可口可乐当然不是第一家把总部搬到大上海的企业。关注中国经济发展的人注意到，最迟从1999年开始，无论是中国企业还是跨国企业，一场将自己总部搬往上海的企业迁徙运动就已经展开。
　　在中外企业群落的这场迁徙运动中，家电行业的动静最大，仅仅一年左右的工夫，国内屈指可数的一流家电企业如海尔、春兰和长虹都先后从自己创业的城市出走，把各自的技术总部迁往上海。
　　著名企业如此，大批羽毛未丰的地方民营企业就更是纷纷仿效。曾几何时，浙江温州以"中国民营企业的天堂"而名闻天下，专家学者甚至称其为"温州的力量"，然而温州企业的出走也已经初露端倪。
　　对于温州的一大批民营企业来说，"迁都"与其说是一次悲壮的远行，倒不如说是一次投奔未来的狩猎---在温州企业家的梦想中，曾经是十里洋场的上海滩更符合自己的投奔标准。
　　上海到底有什么？四川希望集团总裁刘永行说，他其实非常不喜欢1996年以前的上海。有一次他在上海赶飞机，不料却一路堵车，最后只好改打"摩的"，从后座上被甩出去倒在泥浆里。但是现在变了，坐在希望集团在上海总部的新办公室里，刘永行显然对上海的现状感到满意："在四川做小生意比上海辛苦，千方百计讨好客人，而上海人一精明就较真。但四川做大生意的不多，四川最大的局限就是交通不便，信息不通。国外朋友到四川来，往往要下很大决心。但是我到上海后，每周都有外事活动，每个月我都会去看一次国际博览会。我们的公司放在上海一看，根本是小公司，这样我们才能提高自己的参照系，不会迷失方向"。
　　来自宁波的企业家吴国迪对上海与家乡的区别是用资金规模来衡量的："要办世界级的大企业，必须以世界级的城市为依托。(中国银行)总行对宁波分行和上海分行的授权不一样，宁波分行超过200万美元的项目就要报总行，而上海分行的额度却是3000万美元！"在这之前，吴国迪一直在宁波安稳地做生意，只是后来因为当地银行实在无法满足自己的资金需求才决定"迁都"的。来上海后，吴国迪创办了埃力生集团，进出口从零开始做起，仅去年一年就做到了7亿美元的规模。一正一反，"迁都"的好处显而易见。
　　和家乡相比，吴国迪更欣赏上海政府机关与企业之间若即若离的微妙关系。从宁波搬到上海，吴国迪的企业只用了一天时间就办完了有关手续：上午，上海市工商局一位副局长到宁波办理迁户，下午就返回了上海。关于上海行政机关的作风，吴国迪更是有感而发："要通过上海的海关、工商等关卡，你找人也是7天，不找人也是7天，而在其他地方，你找人是7天，不找人是一个月。"在讲究办事程序与随心所欲之间，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企业家似乎更宁愿选择前者。
　　有时候，企业投奔上海也不完全是从出生地无奈"出走"，在这方面，上海市也下了很大力气。来自上海市政府协作办的消息说，为了让春兰进驻上海，上海市特地决定把最好的地段让春兰挑。春兰总裁陶建幸据说一眼就看中了位于南京西路的上海市海外联谊部。为了给春兰集团腾出地方，上海市委统战部以及海外联谊会全部搬了家。
　　"迁都"，自然是为了企业的长远发展。改革开放20年，中国工业化运动中一个最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小地方出大企业。比方说，春兰出在江苏泰州，长虹出在四川绵阳，海尔出在青岛。这些企业几乎无一例外都属于劳动密集型企业，而当企业慢慢做大之后，原来的池子显然已盛不下。浙江均瑶集团的王均瑶说："如果我已经四五十岁了，像温州一些老板，这辈子吃吃喝喝都有了，一年再赚个一两千万，出出国，不是挺好的吗？现在已经累得要死，还到上海搞什么搞？最起码，环境就不熟，我在温州能闭着眼开车，可在上海上了高架桥就下不来了。但是，不正是因为追求这个高架我才到上海来的吗？竞争不断升级，我坐在温州，已经像打拳一样应付不过来了，必须往外走。"

　　上海更像是两对矛盾的奇妙混合载体：过去与未来，新与旧，包括企业家在内的所有人都在其中寻找各自的梦想
　　按照历史学家的观点，从19世纪开始便有了两个中国，一个灵活、活跃，富于进取，赶上近代的经济成长，并且眼光越出了它的疆界。另一个属于农耕和保守主义，安于自己的土圈子，而正是后者一直左右着中国的走向。
　　上海学者朱学勤说，他感觉上海在分裂，一个虚幻上海，一个真实上海，那个虚幻的上海在把自己故意做旧，仿佛生活在历史里。在作家和学者的视野里，上海显然被细化成了一张张记忆的碎片，具体而又温暖。
　　而在普通人的眼里，这种对细微之处的欣赏与回味更是被放大到了极致。北京一家外企的职员李东生有着同样的感受："每次到上海，我都住在老锦江饭店，那里靠近淮海路，办事也方便。每天早晨在饭店吃早餐时，我都看见一位40多岁的男服务员极有耐心地摆放碗筷。我觉得这在北京简直是不可想象的，想想看，北京有几个男人愿意干这份工作呀？可人家就是把它当成事情来做，踏实而认真"。
　　一个真实的情况是：无论你对上海人的过分精明或者其他公认的"毛病"有多大意见，但如果把中国各地城市做一个比较后就会承认，上海毕竟曾经是一个工商社会，而工商社会的一大特征就是分工明确，讲究细节的完美。
　　但仅仅有这些就够了吗？企业家"迁都"上海，投奔的到底是哪个上海？到底是朱学勤先生所说的虚幻上海，还是真实的上海？浙江杉杉集团老总郑永刚坦言，自己其实对上海并不感兴趣，"但是浦东确实好。"
　　"浦东有几点好，最好的一点就是在计划经济时代，浦东不设什么机构，在960万平方公里算是一块净土。过了浦江，各区都有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东西，有时会拖市场经济的后腿。浦东管委会的新班子是按经济规律办事的，在这里政府和企业没有血缘关系，也没有行政关系。我们不归它领导，我们就是朋友，这就是环境。你说世界上那么多大企业都在这儿，连语言都不通，要管又怎么管？另外，中国再没有一个地方有这么大的基础设施投资，这在全世界都少见。这种硬件的环境对企业的益处非常大，对国外的许多人，你跟他说上海，说浦东，人家都明白，你说宁波离上海还有多少路，说了半天人家还是不明白。第三点，虽然浦西有些地方政策还比较死，但是市场很活。上海毕竟是国际化的城市，信息和市场都是国际化的，很多国外的大企业都愿意到这里来。所以坐在这里的思维方式和在宁波是不一样的，有高度。"
　　至少对小地方出来的大企业而言，上海的吸引力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更多地来自于人们对昔日"十里洋场"的迷恋与膜拜，虽然这种迷恋与膜拜未必有道理。坐在浦东一百杉杉大厦最高层的办公室里，杉杉集团老总郑永刚在把浦东和浦西这两个上海进行比较后承认："从搞经济的角度讲，上海政府力量强，企业力量弱，国有企业老体制老是改不过来，观念转不过来，一说市政府好像不得了。"而均瑶集团老总王均瑶也认为："在温州，政府官员的观念和我们更合拍一些，在上海，政府下面有些人的思想观念还是保守，拿着芝麻当西瓜。"
　　这样看起来，上海还不仅仅像朱学勤先生所说的分为虚幻上海和真实上海两个世界，事实上还存在着浦东和浦西两个地理概念。准确点说，上海更像是两对矛盾的奇妙混合载体：过去与未来，新与旧，包括企业家在内的所有人都在其中寻找各自的梦想。